《太平洋战争的警号》(31)
《太平洋战争的警号》 作者:天狼
心里“嗵嗵”地直跳，进了陈一峰办公室。陈一峰脸色阴沉，见了他，劈头就问：“看病去了没有？”张明达说：“没有。”陈一峰向他指指隔壁。那是西里龙夫的办公室，把声音压得不能再低：
“被捕了。”女打字员的话被证实了，张明达只觉得头脸发热，怔怔地瞪眼看陈一峰。陈一峰向他一摆头：“快去吧。”他当下明白；急忙出门下楼，出复兴路125 号，回八条巷自己的屋，脱去制服换了装，赶往小火瓦巷长治里1 号李得森的诊所。李得森不在家。张敏告诉他：“老李到上海找老吴去了。”然后向他证实：“日本同志确实被捕了。”“我们怎么办？”他问。“等着吧。”她说：“该于什么干什么，等他回来再说。”张敏是个小学教员，举止言谈恬静文雅。到南京站来，和李得森夫妻两人以开设中医诊所作掩护，建立起南京站，指挥大家有系统地深入开展工作。“我们失误了。”张明达恼恨他说：“议而不决，决而不行，怎么交待！”“我们只能如此。”张敏低声说：“西里刚交来一份情报。日本海军在太平洋上要进攻中途岛。我处理的，老李带去了，今天你到上海，打听一下程和生的消息。”“程和生叫我等他。”张敏想了一阵，轻声说：“也好，不管怎样、我们要坚持着，一切等老李回来再说吧。”张明达去了上海，当晚宿在阔行路自己家里，家里人说：“程和生没有来过。”第二天回到南京，下午到了小火瓦巷老李诊所。老李却还役回来。一连三天没见到老李的影子。张明达问张敏：“会出什么意外吗？”“不知道，反正我在这坚守着。”她说。“那当然没有问题。”张明达横眉仰头：“但是听不到消息，憋死人！”是啊，在公开战线上，敌情不明的时候，令人着急，难下决心。在这隐蔽战线，情况不明，尤其令人不安。直到他又一次去上海归来，才见李得森摇着大纸扇在给患者瞧病，他大大松了口气，排在候诊的最后一名，坐在椅子上观察老李。看不出老李有什么异样，仍如往常那样不慌不忙，按部就班，也不向他送什么暗示的眼色。他的心稳住了。
待最后一位患者告辞出门去，他到老李桌前坐下，轻声问：“怎么才回来？”
李得森起身去洗手，张敏给他送来一杯茶，一条毛巾。老李回到桌后坐下，半天不说话，张明达意识到他有不便出口的话，便单刀直入问道：“出了什么事？”
“哪能老出事！”老李故作平静。
“见着啦？”
“见啦。”
“怎么决定？”
“暂时不动，坚持，原地不动。”
“还有呢？”
“如果我们立即撤退，恐怕要给被捕的几位同志增加更大的困难。使他们陷入不能应付的境地。”
“这两句话说了六七天？”
“不错，六七天就说了这么两句话。”
张明达感觉到好像同李得森一起坐在一辆快速行进的轿车里，车子突然刹住了，心理顿时升起一股预示着将会发生什么重大事故的滋味来。两人沉静片刻，张明达自言自语他说：“就这么干等着？领导上总该给想个具体办法呀！”
李得森没有回答，脸色很难看。
“怎么？吵架了？”
老李仍然不声不响。张明达明白了，定是他和老吴发生了争论。
“中西功和另外两位日本同志也被捕了。”李得森心情沉重地接着说。
张明达不觉惊问：“程和生呢？”
“没有消息。”
张明达一时目瞪口呆，说不出话来。李得森把大折扇放下，说道：“事已至此，只能是这么办了。应该说，领导上这个决定，是经过周密考虑的，是正确的。当然，决定本身含有很大的危险性，特别是我们南京站，应该坚决执行领导上的决定。我是站长、书记，没得说的，叫我上刀山，我眼睛不眨。可是我身后还有一大帮呢，就是现在转移，也不能拍拍手、掸掸灰，说走就走啦。得安排掩护职业，得改名换姓，得找妥关系，哪点安排不当，一旦出事，又是白白送给敌人了。”李得森不自觉地又激动起来。
张敏急忙制止他：“看你说了些什么？”便转向张明达道：“回来就这个样子。”
李得森把大折扇“哗”地一声打开，扇了两下，又“哗：地一声折起，往桌上一摔，突地站起，冲动得脸红脖子粗：“现在几个地方都出了事，情况这么紧急，剩下我们这个南京站，还要我们在这等着。”
张敏向他正色喝道：“你冷静点好不好！”
李得森焦躁地左转右转，像寻找什么，不响了，张敏把掉在地上的大折扇捡起来，往桌上一拍，转身走了。
过了一阵子，李得森才用缓和的口气对他说：“就这样，六六天来，就说了这么两句话，“等着吧。”
张明达无话可说，还有什么好说的？等就等着吧。他希望有转机，但是他干过武装，知道什么叫阵地，内心里便打定主意，准备牺牲。回到八条巷，
重新把自己房间里的每件东西检查了一遍，床上席下，桌子抽屉里，到处翻个遍。除了“中央社”的印刷品而外，一张可疑的碎纸片也不留，任你什么宪兵特务翻找去吧，墙角砖缝花盆里，电灯罩子底座下，门窗木板裂隙间，什么也没有，衣袋里除了“中央社”的职员证而外还有几张李得森为他开的胃病处方。还有一张“良民证”。噢，不，在另外几件衣裳袋里还有三张“良民证”，得转移到别处。最后定神仔细地想，现在只剩一条百来斤的汉子，看着办吧。除此之外，找不出一点牵累别个同志的痕迹和可疑之物。在这个胸膛内除了鲜血别想得到别的。那颗心，即使不跳了，也是共产党的。行了，如此这般，等着。
他心境平静了，从头到脚轻松了。但是，还有一缕心事：他惦念程和生。
李得森朝张明达这么发泄，并非无来由。
自从陈一峰告诉他西里龙夫收到中西功来信说，北平日军宪兵司令部要求上海日军宪兵司令部密捕中西功的消息后，他便为西里龙夫担心，西里是归他领导的唯一日本同志。多少情报都来自他，若有个差池，该是多大损失，怎么向党交代。于是，便派张明达去上海请求“专项请示”，并要“坐等答复”。孰料答复竟是“等等看看”！并且还说这不仅是对西里问题的答复，也是对南京站的指示。在服从上级的原则下，他才想出了“工作轻装”的动议。他自己也知道，那不过是消极、被动的权宜之计，解决不了根本问题。西里龙夫被捕的那天傍晚，陈一峰来给他报了消息，他当即决定亲自到上海去见老吴，商讨良策。到了上海，见了吴纪光。吴纪光对他的到来，好像并不意外。很快做了食宿安排。因为上海情报科调整组织之前，他们已经熟悉了。所以，双方没有什么废话。吴纪光听了他的意见，也说言之有理。但到底怎么处置这个局面，他得去请示上级。谁知一去就是一天，当夜没回来。他以为老吴出了意外，一夜没敢上床，躲在门后，竖起耳朵，直到天亮。第二天傍晚，老吴回来了。看得出神态有变化，脸色眼神都是表演出来的平静和稳定。李得森问他上级怎么答复的，他不当事似地催他先吃饭。饭后李得森又急着问他，他才对他说：“回去吧。”
“回去？”李得森惊问：“南京怎么办？”
“坚持。”
“坚持？”
“坚持。”
“怎么坚持？”
李得森目瞪口呆好一阵，又轻声问：
“这可是你的指示？！”
“怎么是我的指示？是上级的指示。”吴纪光做出笑脸。
“我要求见上级！”李得森沉下脸说。
“已经不在上海了。”
李得森认为这个指示不符合形势。于是，他极认真地问：
“你说句实话，这是不是上级的指示？”
他这一问，伤了吴纪光的自尊心，怎么可以在传达上级指示方面怀疑他呢？谁敢于这种事？他脸色涨红，猝然说：“是我的决定。”
李得森虽然感到这话带气，却低声说：“我很难执行啊！”
再看吴纪光，见他脸色严肃，没有冲动的情绪。可见这的确是上级的指示。他不由得慌乱他说：“叫我怎么办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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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里“嗵嗵”地直跳，进了陈一峰办公室。陈一峰脸色阴沉，见了他，劈头就问：“看病去了没有？”张明达说：“没有。”陈一峰向他指指隔壁。那是西里龙夫的办公室，把声音压得不能再低：
“被捕了。”女打字员的话被证实了，张明达只觉得头脸发热，怔怔地瞪眼看陈一峰。陈一峰向他一摆头：“快去吧。”他当下明白；急忙出门下楼，出复兴路125 号，回八条巷自己的屋，脱去制服换了装，赶往小火瓦巷长治里1 号李得森的诊所。李得森不在家。张敏告诉他：“老李到上海找老吴去了。”然后向他证实：“日本同志确实被捕了。”“我们怎么办？”他问。“等着吧。”她说：“该于什么干什么，等他回来再说。”张敏是个小学教员，举止言谈恬静文雅。到南京站来，和李得森夫妻两人以开设中医诊所作掩护，建立起南京站，指挥大家有系统地深入开展工作。“我们失误了。”张明达恼恨他说：“议而不决，决而不行，怎么交待！”“我们只能如此。”张敏低声说：“西里刚交来一份情报。日本海军在太平洋上要进攻中途岛。我处理的，老李带去了，今天你到上海，打听一下程和生的消息。”“程和生叫我等他。”张敏想了一阵，轻声说：“也好，不管怎样、我们要坚持着，一切等老李回来再说吧。”张明达去了上海，当晚宿在阔行路自己家里，家里人说：“程和生没有来过。”第二天回到南京，下午到了小火瓦巷老李诊所。老李却还役回来。一连三天没见到老李的影子。张明达问张敏：“会出什么意外吗？”“不知道，反正我在这坚守着。”她说。“那当然没有问题。”张明达横眉仰头：“但是听不到消息，憋死人！”是啊，在公开战线上，敌情不明的时候，令人着急，难下决心。在这隐蔽战线，情况不明，尤其令人不安。直到他又一次去上海归来，才见李得森摇着大纸扇在给患者瞧病，他大大松了口气，排在候诊的最后一名，坐在椅子上观察老李。看不出老李有什么异样，仍如往常那样不慌不忙，按部就班，也不向他送什么暗示的眼色。他的心稳住了。
待最后一位患者告辞出门去，他到老李桌前坐下，轻声问：“怎么才回来？”
李得森起身去洗手，张敏给他送来一杯茶，一条毛巾。老李回到桌后坐下，半天不说话，张明达意识到他有不便出口的话，便单刀直入问道：“出了什么事？”
“哪能老出事！”老李故作平静。
“见着啦？”
“见啦。”
“怎么决定？”
“暂时不动，坚持，原地不动。”
“还有呢？”
“如果我们立即撤退，恐怕要给被捕的几位同志增加更大的困难。使他们陷入不能应付的境地。”
“这两句话说了六七天？”
“不错，六七天就说了这么两句话。”
张明达感觉到好像同李得森一起坐在一辆快速行进的轿车里，车子突然刹住了，心理顿时升起一股预示着将会发生什么重大事故的滋味来。两人沉静片刻，张明达自言自语他说：“就这么干等着？领导上总该给想个具体办法呀！”
李得森没有回答，脸色很难看。
“怎么？吵架了？”
老李仍然不声不响。张明达明白了，定是他和老吴发生了争论。
“中西功和另外两位日本同志也被捕了。”李得森心情沉重地接着说。
张明达不觉惊问：“程和生呢？”
“没有消息。”
张明达一时目瞪口呆，说不出话来。李得森把大折扇放下，说道：“事已至此，只能是这么办了。应该说，领导上这个决定，是经过周密考虑的，是正确的。当然，决定本身含有很大的危险性，特别是我们南京站，应该坚决执行领导上的决定。我是站长、书记，没得说的，叫我上刀山，我眼睛不眨。可是我身后还有一大帮呢，就是现在转移，也不能拍拍手、掸掸灰，说走就走啦。得安排掩护职业，得改名换姓，得找妥关系，哪点安排不当，一旦出事，又是白白送给敌人了。”李得森不自觉地又激动起来。
张敏急忙制止他：“看你说了些什么？”便转向张明达道：“回来就这个样子。”
李得森把大折扇“哗”地一声打开，扇了两下，又“哗：地一声折起，往桌上一摔，突地站起，冲动得脸红脖子粗：“现在几个地方都出了事，情况这么紧急，剩下我们这个南京站，还要我们在这等着。”
张敏向他正色喝道：“你冷静点好不好！”
李得森焦躁地左转右转，像寻找什么，不响了，张敏把掉在地上的大折扇捡起来，往桌上一拍，转身走了。
过了一阵子，李得森才用缓和的口气对他说：“就这样，六六天来，就说了这么两句话，“等着吧。”
张明达无话可说，还有什么好说的？等就等着吧。他希望有转机，但是他干过武装，知道什么叫阵地，内心里便打定主意，准备牺牲。回到八条巷，
重新把自己房间里的每件东西检查了一遍，床上席下，桌子抽屉里，到处翻个遍。除了“中央社”的印刷品而外，一张可疑的碎纸片也不留，任你什么宪兵特务翻找去吧，墙角砖缝花盆里，电灯罩子底座下，门窗木板裂隙间，什么也没有，衣袋里除了“中央社”的职员证而外还有几张李得森为他开的胃病处方。还有一张“良民证”。噢，不，在另外几件衣裳袋里还有三张“良民证”，得转移到别处。最后定神仔细地想，现在只剩一条百来斤的汉子，看着办吧。除此之外，找不出一点牵累别个同志的痕迹和可疑之物。在这个胸膛内除了鲜血别想得到别的。那颗心，即使不跳了，也是共产党的。行了，如此这般，等着。
他心境平静了，从头到脚轻松了。但是，还有一缕心事：他惦念程和生。
李得森朝张明达这么发泄，并非无来由。
自从陈一峰告诉他西里龙夫收到中西功来信说，北平日军宪兵司令部要求上海日军宪兵司令部密捕中西功的消息后，他便为西里龙夫担心，西里是归他领导的唯一日本同志。多少情报都来自他，若有个差池，该是多大损失，怎么向党交代。于是，便派张明达去上海请求“专项请示”，并要“坐等答复”。孰料答复竟是“等等看看”！并且还说这不仅是对西里问题的答复，也是对南京站的指示。在服从上级的原则下，他才想出了“工作轻装”的动议。他自己也知道，那不过是消极、被动的权宜之计，解决不了根本问题。西里龙夫被捕的那天傍晚，陈一峰来给他报了消息，他当即决定亲自到上海去见老吴，商讨良策。到了上海，见了吴纪光。吴纪光对他的到来，好像并不意外。很快做了食宿安排。因为上海情报科调整组织之前，他们已经熟悉了。所以，双方没有什么废话。吴纪光听了他的意见，也说言之有理。但到底怎么处置这个局面，他得去请示上级。谁知一去就是一天，当夜没回来。他以为老吴出了意外，一夜没敢上床，躲在门后，竖起耳朵，直到天亮。第二天傍晚，老吴回来了。看得出神态有变化，脸色眼神都是表演出来的平静和稳定。李得森问他上级怎么答复的，他不当事似地催他先吃饭。饭后李得森又急着问他，他才对他说：“回去吧。”
“回去？”李得森惊问：“南京怎么办？”
“坚持。”
“坚持？”
“坚持。”
“怎么坚持？”
李得森目瞪口呆好一阵，又轻声问：
“这可是你的指示？！”
“怎么是我的指示？是上级的指示。”吴纪光做出笑脸。
“我要求见上级！”李得森沉下脸说。
“已经不在上海了。”
李得森认为这个指示不符合形势。于是，他极认真地问：
“你说句实话，这是不是上级的指示？”
他这一问，伤了吴纪光的自尊心，怎么可以在传达上级指示方面怀疑他呢？谁敢于这种事？他脸色涨红，猝然说：“是我的决定。”
李得森虽然感到这话带气，却低声说：“我很难执行啊！”
再看吴纪光，见他脸色严肃，没有冲动的情绪。可见这的确是上级的指示。他不由得慌乱他说：“叫我怎么办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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