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太平洋战争的警号》(35)
《太平洋战争的警号》 作者:天狼
“你的！”突然，从他身后车厢门里，一只手抓住他腰后衣襟，用力一拽，把他拉进车厢。他忙转身看，是个腰挂短枪的日本兵。
这是跟车的日本“乘警”。
日本兵向他凶狠地瞪起眼：“坐下！”
他用日语向日本兵说道：“我正在寻找合适的位置。”
日本兵见他说日本话，而且很流利。脸上的凶狠，顿时消失，眉头挑起笑意。
“日本人？”
“是的。”
“那么坐到我身边。”
“谢谢。”他在日本兵身旁坐下，这是“特席”。
这个车厢里，坐位空闲。没有人说话，被沉默的不安笼罩着。“你要到哪里去？”日本兵问他。“南京。”“公干吗？”“不，我是侨民。”“噢嗬，大东亚战争胜利，你高兴吗？”“当然。帝国海军，世界无敌。”日本兵举起头，向前凝视，像是不高兴了。“不是吗？”他问。“首先是陆军的赫赫战功。”“的确是这样。”他附和地讨好。而日本兵却不再理他。他也学日本兵那样坐正了身，作出肃穆的表情。
日本男子都要具有这种武士道的精神气质，因为这有关国体。但是规矩死板地坐在行驶的列车上，是件很枯燥乏味、很累人的事。他又不好马上离开这个座位，离开这个日本“同胞”。
车到无锡站停靠了一段时间。旅客上下，互相拥挤，嘈杂了阵，车启动时，日本兵又回到了他的“特席”上。这时候，车厢尽头甬道走来三个人，一个穿白绸长衫的老头，满脸皱纹，身后跟个小女人，衣着洁净，搀扶着他。他们后面，一个矮个青年，一张娃娃脸，身上穿套制服，肩头挎个大帆布公文包，凭着年轻力壮，三挤两撞，抢到了老头前面，大摇大摆，目中无人地走到车厢中部，在一张空椅前，从肩头上抹下公文包，往椅上一扔，像早被这大包压累了。然后从包里掏出一只玻璃瓶，揭去盖，仰起脖，大口大口往肚里灌水，灌了一阵，抹抹嘴唇，把玻璃瓶盖好，塞回包里，又伸手在包里毛手毛脚地翻腾了一阵，拿出了一捆新闻稿，抽出一份，又把大捆放回包里，这才坐下。他向窗外看了一眼，拿起稿子，身靠车壁，伸开腿，看新闻稿，既不观察周围，也不作任何掩饰，好像在自己房间里。
林得山一时心里好笑。再仔细看，见他高高撑起的胳膊上，戴着臂章，黄底红字：“中华联合通讯社”。
噫？中华联合通讯社？不是中华维新政府的“通讯社”吗？不是和“同盟社”有业务联系的吗？太好了，不妨和这个“小把戏”攀谈一下，交个“朋友”，由他引路进“同盟社”。
现在马上和他说话？还是跟踪他，找机会？思索一阵，他对日本兵说：“要那个年轻人坐到这里来。”“干什么？”“我有话跟他说。”“你会说中国话？”“侨民生活时间长，会的。”日本兵向小伙子吼一声：“喂，Boy！”小伙子闻声掠开稿子，转头看日本兵。日本兵手心向上。像往嘴里扇空气，向他招手，示意他坐到他的面前来。小伙子立时起身，抓起公文包带，往肩上一甩，手里捏着稿子，挺着胸膛大摇大摆快步走到日本兵面前，把公文包往空椅上一撂，坐下了，挺胸直腰，仰头青日本兵。他学日本人那样直眉瞪眼.等待这日本兵要他干什么事？日本兵见状很高兴，向他呲牙一笑，同时向他竖起大拇指。
我们的张明达碰上热闹了，他作梦也没想到此时此地被一个日本兵拉上了这个小舞台。过去，他坐火车的次数太多了，没有哪一个押车的日本兵招呼过他，更没有一个穿便衣的人和押车的日本兵坐在一起招呼他。再看那穿便衣的，那穿戴和神态颇有点来“你是中华联合通讯社的？”林得山问他。
张明达转眼看他，又看看日本兵，仿佛不明白，日本兵招呼他过来，这个汉奸怎么问起他话来？他又看林得山，脑子里打转，这个家伙是干什么的？日本兵招他过来，这家伙却先和他说话，而且问得好奇怪，臂章上写着呢，既然看到了，问什么？找话题套近乎？坐车闷了寻开心，还是另有所为？不管你干什么，“中联社”的牌子是很响亮的。
他点了一下头，带着挑衅的口气：“是的。”弦外之音像说：“怎么了？”“知道同盟社吗？”“当然知道，和我们在一座楼里，南京复兴路125 号。”“你在那里担任什么职务？”林得山笑道。他拍了一下大公文包：“信差！”脸上顿时布满不可一世似的骄傲。这
一来，林得山便对他产生了错觉。在他看来，这是个还不谙世事的失学青年，捞到这么一份差事，自觉得了不起，不自觉地狐假虎威起来，这种“小把戏”，在上海、南京，他可见的多了。于是不觉笑起来，又问道：“干了多久了？”
“嗯”，张明达脑子里打转：问这个干什么？毫无来由，我对你小子没有说实话的缘份，干脆答道：“半年了。”“噢。”林得山看着他：“满意吗？”“当然满意，很满意。”这时候，那个日本兵对张明达的大公文包感兴趣了，探手去拉。张明达没拒绝，反把那公文包送到他怀里去。今天他的公文包里，没有一张密写的情报。
日本兵解开公文包，从里面掏出新闻稿，打印的、手写的，还有一摞信，有的是白纸封，有的是用牛皮纸做成的机关长大信封，除了装水的玻璃瓶，包底下还有一个虎牌万金油小圆盒，日本兵揭开小铁盒，闻了闻，捏在手里，举在张明达面前抖动着，笑着，用日本话说：“好东西！”
张明达眼皮一眨，脑筋一动，为了工作方便，也是他求知欲太强，自学了日语，这时正该用上，便用日本话说：“送给你了！”这一来，日本兵大喜，立时用日本话问：“你会说日本话？”张明达立即说：“可以对话。”“哟唏！”日本兵抠出一点万金油在鼻下、上唇抹了抹，高兴得“哈哈”笑。
张明达这一句日本话不打紧，却令林得山起了疑：这个“小毛头”会说日本话？小瞧不得，这种年龄的少年，会这样发音准确流利地说日语的，实属少见，是个什么人物？带着欣赏又有点讨好地问道：“是日本人？”
“不，中国人。”“唔，南京同盟社有个日本人叫西里龙夫，你认识吗？”张明达心头一怔，他问西里龙夫，是个什么人？和日本兵坐在一起，是找西里龙夫的，还是一般认识西里的？他打定主意：不管你是什么人，也不管你同西里关系怎样，老子不认账，便断然回答道：“不认识。”“他是我的朋友，”林得山说。
“是吗？我们那里日本人很多。”“你怎么不认识他呢？他是同盟社的首席记者。”张明达好像逐个回忆了“同盟社”哪个日本人叫西里龙夫，抱歉地一笑：
“不认识。”
这令林得山又起疑：干了半年的信差，又会说日本话，竟不认识社里的日本头面人物？再看这“小把戏”的神态，忽然觉得他又不像是个失学青年了，倒像个在社会上经过风浪的“老把戏”，看他对日本兵那应对的态度，再看他对我的神气，俨然是个在社会上、人际间很能恰到好处的、掌握分寸的“老职员”。上海领事馆警察署交代过他：到南京“同盟社”去活动，可以声称自己是首席记者西里龙夫的朋友，人们会告诉他，西里龙夫已经被捕了，他可以打听西里龙夫和谁是最要好的朋友，然后约他私谈，说他见过西里，西里托他有要事转告，然后相机行事，调查清楚西里与共党的关系，那样也就会调查到活动在南京、上海间给中西功和西里传递信息的共党联络员了。现在这个看似“小把戏”而行动神态又像“老把戏”的青年，就在“同盟社”的楼里任职，竟不认识西里龙夫？奇怪！
他哪里知道，坐在他对面的这个“小把戏”也罢，“老把戏”也罢，就是不仅给中西功和西里龙夫传递信息，而且给南京、上海两地中共重要情报部门传递信息的共党联络员。
在他脑际，刹那间也掠过一个念头：这个人会不会是干这个传递信息差事的“共党分子”？他略加思索，很快便自我否定了，从是个“小把戏”分析，共党不会使用“嘴上没毛”的毛孩子担负这种重要差事；从是个“老把戏”判断，共党更不会使用一个老奸巨滑的“老把戏”，因为他们常是从社会底层爬出来的，那可真是无所不为，无所不能为，共产党敢把这种重要差事交托给这种人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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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你的！”突然，从他身后车厢门里，一只手抓住他腰后衣襟，用力一拽，把他拉进车厢。他忙转身看，是个腰挂短枪的日本兵。
这是跟车的日本“乘警”。
日本兵向他凶狠地瞪起眼：“坐下！”
他用日语向日本兵说道：“我正在寻找合适的位置。”
日本兵见他说日本话，而且很流利。脸上的凶狠，顿时消失，眉头挑起笑意。
“日本人？”
“是的。”
“那么坐到我身边。”
“谢谢。”他在日本兵身旁坐下，这是“特席”。
这个车厢里，坐位空闲。没有人说话，被沉默的不安笼罩着。“你要到哪里去？”日本兵问他。“南京。”“公干吗？”“不，我是侨民。”“噢嗬，大东亚战争胜利，你高兴吗？”“当然。帝国海军，世界无敌。”日本兵举起头，向前凝视，像是不高兴了。“不是吗？”他问。“首先是陆军的赫赫战功。”“的确是这样。”他附和地讨好。而日本兵却不再理他。他也学日本兵那样坐正了身，作出肃穆的表情。
日本男子都要具有这种武士道的精神气质，因为这有关国体。但是规矩死板地坐在行驶的列车上，是件很枯燥乏味、很累人的事。他又不好马上离开这个座位，离开这个日本“同胞”。
车到无锡站停靠了一段时间。旅客上下，互相拥挤，嘈杂了阵，车启动时，日本兵又回到了他的“特席”上。这时候，车厢尽头甬道走来三个人，一个穿白绸长衫的老头，满脸皱纹，身后跟个小女人，衣着洁净，搀扶着他。他们后面，一个矮个青年，一张娃娃脸，身上穿套制服，肩头挎个大帆布公文包，凭着年轻力壮，三挤两撞，抢到了老头前面，大摇大摆，目中无人地走到车厢中部，在一张空椅前，从肩头上抹下公文包，往椅上一扔，像早被这大包压累了。然后从包里掏出一只玻璃瓶，揭去盖，仰起脖，大口大口往肚里灌水，灌了一阵，抹抹嘴唇，把玻璃瓶盖好，塞回包里，又伸手在包里毛手毛脚地翻腾了一阵，拿出了一捆新闻稿，抽出一份，又把大捆放回包里，这才坐下。他向窗外看了一眼，拿起稿子，身靠车壁，伸开腿，看新闻稿，既不观察周围，也不作任何掩饰，好像在自己房间里。
林得山一时心里好笑。再仔细看，见他高高撑起的胳膊上，戴着臂章，黄底红字：“中华联合通讯社”。
噫？中华联合通讯社？不是中华维新政府的“通讯社”吗？不是和“同盟社”有业务联系的吗？太好了，不妨和这个“小把戏”攀谈一下，交个“朋友”，由他引路进“同盟社”。
现在马上和他说话？还是跟踪他，找机会？思索一阵，他对日本兵说：“要那个年轻人坐到这里来。”“干什么？”“我有话跟他说。”“你会说中国话？”“侨民生活时间长，会的。”日本兵向小伙子吼一声：“喂，Boy！”小伙子闻声掠开稿子，转头看日本兵。日本兵手心向上。像往嘴里扇空气，向他招手，示意他坐到他的面前来。小伙子立时起身，抓起公文包带，往肩上一甩，手里捏着稿子，挺着胸膛大摇大摆快步走到日本兵面前，把公文包往空椅上一撂，坐下了，挺胸直腰，仰头青日本兵。他学日本人那样直眉瞪眼.等待这日本兵要他干什么事？日本兵见状很高兴，向他呲牙一笑，同时向他竖起大拇指。
我们的张明达碰上热闹了，他作梦也没想到此时此地被一个日本兵拉上了这个小舞台。过去，他坐火车的次数太多了，没有哪一个押车的日本兵招呼过他，更没有一个穿便衣的人和押车的日本兵坐在一起招呼他。再看那穿便衣的，那穿戴和神态颇有点来“你是中华联合通讯社的？”林得山问他。
张明达转眼看他，又看看日本兵，仿佛不明白，日本兵招呼他过来，这个汉奸怎么问起他话来？他又看林得山，脑子里打转，这个家伙是干什么的？日本兵招他过来，这家伙却先和他说话，而且问得好奇怪，臂章上写着呢，既然看到了，问什么？找话题套近乎？坐车闷了寻开心，还是另有所为？不管你干什么，“中联社”的牌子是很响亮的。
他点了一下头，带着挑衅的口气：“是的。”弦外之音像说：“怎么了？”“知道同盟社吗？”“当然知道，和我们在一座楼里，南京复兴路125 号。”“你在那里担任什么职务？”林得山笑道。他拍了一下大公文包：“信差！”脸上顿时布满不可一世似的骄傲。这
一来，林得山便对他产生了错觉。在他看来，这是个还不谙世事的失学青年，捞到这么一份差事，自觉得了不起，不自觉地狐假虎威起来，这种“小把戏”，在上海、南京，他可见的多了。于是不觉笑起来，又问道：“干了多久了？”
“嗯”，张明达脑子里打转：问这个干什么？毫无来由，我对你小子没有说实话的缘份，干脆答道：“半年了。”“噢。”林得山看着他：“满意吗？”“当然满意，很满意。”这时候，那个日本兵对张明达的大公文包感兴趣了，探手去拉。张明达没拒绝，反把那公文包送到他怀里去。今天他的公文包里，没有一张密写的情报。
日本兵解开公文包，从里面掏出新闻稿，打印的、手写的，还有一摞信，有的是白纸封，有的是用牛皮纸做成的机关长大信封，除了装水的玻璃瓶，包底下还有一个虎牌万金油小圆盒，日本兵揭开小铁盒，闻了闻，捏在手里，举在张明达面前抖动着，笑着，用日本话说：“好东西！”
张明达眼皮一眨，脑筋一动，为了工作方便，也是他求知欲太强，自学了日语，这时正该用上，便用日本话说：“送给你了！”这一来，日本兵大喜，立时用日本话问：“你会说日本话？”张明达立即说：“可以对话。”“哟唏！”日本兵抠出一点万金油在鼻下、上唇抹了抹，高兴得“哈哈”笑。
张明达这一句日本话不打紧，却令林得山起了疑：这个“小毛头”会说日本话？小瞧不得，这种年龄的少年，会这样发音准确流利地说日语的，实属少见，是个什么人物？带着欣赏又有点讨好地问道：“是日本人？”
“不，中国人。”“唔，南京同盟社有个日本人叫西里龙夫，你认识吗？”张明达心头一怔，他问西里龙夫，是个什么人？和日本兵坐在一起，是找西里龙夫的，还是一般认识西里的？他打定主意：不管你是什么人，也不管你同西里关系怎样，老子不认账，便断然回答道：“不认识。”“他是我的朋友，”林得山说。
“是吗？我们那里日本人很多。”“你怎么不认识他呢？他是同盟社的首席记者。”张明达好像逐个回忆了“同盟社”哪个日本人叫西里龙夫，抱歉地一笑：
“不认识。”
这令林得山又起疑：干了半年的信差，又会说日本话，竟不认识社里的日本头面人物？再看这“小把戏”的神态，忽然觉得他又不像是个失学青年了，倒像个在社会上经过风浪的“老把戏”，看他对日本兵那应对的态度，再看他对我的神气，俨然是个在社会上、人际间很能恰到好处的、掌握分寸的“老职员”。上海领事馆警察署交代过他：到南京“同盟社”去活动，可以声称自己是首席记者西里龙夫的朋友，人们会告诉他，西里龙夫已经被捕了，他可以打听西里龙夫和谁是最要好的朋友，然后约他私谈，说他见过西里，西里托他有要事转告，然后相机行事，调查清楚西里与共党的关系，那样也就会调查到活动在南京、上海间给中西功和西里传递信息的共党联络员了。现在这个看似“小把戏”而行动神态又像“老把戏”的青年，就在“同盟社”的楼里任职，竟不认识西里龙夫？奇怪！
他哪里知道，坐在他对面的这个“小把戏”也罢，“老把戏”也罢，就是不仅给中西功和西里龙夫传递信息，而且给南京、上海两地中共重要情报部门传递信息的共党联络员。
在他脑际，刹那间也掠过一个念头：这个人会不会是干这个传递信息差事的“共党分子”？他略加思索，很快便自我否定了，从是个“小把戏”分析，共党不会使用“嘴上没毛”的毛孩子担负这种重要差事；从是个“老把戏”判断，共党更不会使用一个老奸巨滑的“老把戏”，因为他们常是从社会底层爬出来的，那可真是无所不为，无所不能为，共产党敢把这种重要差事交托给这种人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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